有一陣子我經常尋找香港基督徒所創作的詩歌，或許是個人默想時的聆聽，或是敬拜時帶領會眾傳唱。相較於台灣教會中比較「流行」的幾個音樂團體的現代詩歌，香港教會不論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的詩歌內容，都相對多元且深刻；即便是以經文為主體的詩歌，所選擇的經文也不僅僅只關注上主對個人的祝福與恩典，更多的是對信仰生命的反省，以及對上主施行公義的呼求！ 或許相較於台灣教會所「熱衷」邀約的「各國」特會講員、美式風格的基督教音樂團體，或者舉辦像是從新加坡、韓國引進的細胞小組、雙翼系統等等教會增長研習；我們對於香港教會的生態或文化，卻是相對陌生的。然而，在COVID19疫情和香港國安法實施前，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深度與廣度卻是漢語基督教神學的重要推手；台灣許多神學院的老師在教授基礎神學課程時所選用的主要教科書，也經常都出自香港的基督教出版社。 此外，對比台灣主流教會鮮少對社會現象、神學或公共議題進行不同立場的公開論辯，即便立場可能南轅北轍，「過去的」香港教會不論是牧者還是神學家，卻也按著自己所理解的基督信仰，積極且持續地在公共領域中彼此對話發聲。 從《敲鐘者言：朱耀明牧師回憶錄》一書就可以一窺，從港英到中國共產黨背棄《中英聯合聲明》的「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前；一位身處香港社區教會的牧者，如何在這樣社會與政治變遷中，仍然忠心且真誠地以基督的愛與價值來牧養教會，關懷鄰舍。這本回憶錄也反映了在這樣的變遷中，不論是英國、台灣還是香港之間的「聖徒」如何彼此「相通」，交織成作者一生在上主恩典保守下，如何愛神、愛人的行動邏輯。 歷經香港社會與政治變遷的牧者 在一般台灣媒體的報導裡，朱耀明牧師經常是和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被稱為「佔中三子」。所謂「佔中」是2013年「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簡稱。朱牧師和戴、陳兩位教授呼籲香港民眾起來「佔中」；要以公民抗命、非暴力佔領香港中環地區的方式，要求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應按香港基本法在香港實施特首真普選，而非以篩選方式限制香港人選擇行政長官的權利。 作為上主的僕人，朱牧師並非突然就成為了「佔中」運動的發起人；朱耀明牧師之所以愛基督、愛鄰舍、關懷社會與公義，早在其生命和服事的歷史軌跡中已有脈絡可循；他並非不知人間疾苦的牧者，相反的，從幼年到青少年失親、失學，孤苦無依流離失所，浪跡於香港街頭的過往；必然讓他對「最小的弟兄」的處境深有同感；因著在基督教真光小學擔任校工認識並決志信耶穌，為了成為服事基層，與弱勢者和窮苦人同行的傳道者，那怕是面臨學習上和經濟的困難，卻靠著上主的恩典，憑著信心，克服萬難以半工半讀，完成了高中、大專，以致台灣浸信會神學院的課程。 成為牧者後的朱耀明牧師並沒有選擇一個大型或穩定的教會事奉，卻是到當時香港島東區不僅相對偏遠且缺乏醫療等社區資源的柴灣開拓教會。《敲鐘者言》一書的第二、第三部份—〈牧民〉與〈公民〉，就記錄了朱牧師如何與當時柴灣浸信會的會友一起以實際行動關懷社區；因看見社區醫療的不足向港英政府爭取設立醫院（後來的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看見福音戒毒的需要投入戒毒村的設立；之後又投入「紅絲帶」運動HIV的防制與關懷。不單是當地的社區，他還參與營救因六四而流亡的政治異見者的「黃雀行動」；最終則是自97之後，一連串的中共特區政府要求民主權力的呼籲，一直到「佔中運動」。 愛神、愛人的生命軌跡與行動邏輯 一定會有人說，這樣一個投入社會運動的牧者是「不誤正業」！然而從《敲鐘者言》所記載朱牧師的生命歷程、公開的發言與作為可以看到，這樣的軌跡並非偶然，也不是他有什麼特別的「呼召」。正是因為他幼年貧困的經驗，以及對基督的愛，對上主公義的與憐憫的渴望，加上三十六年長期對所牧養教會及社區的關懷，催逼著這位上主的僕人勇敢地站在不義政權的對立面。 而之所以有這樣的生命軌跡，也可以說是在朱牧師生命中與遇到的，那些忠心的眾聖徒彼此「相通」之後所形塑出來的結果。因為美國宣教士創立的真光小學，讓朱牧師有機會聽聞福音；因為當時教會弟兄姊妹的幫助和接納，朱牧師得以半工半讀的完成學業與信仰的裝備；更有意義的是，在書中屢屢提到周聯華牧師對朱牧師在身教、言教上的深刻影響。周聯華牧師勉勵朱牧師不只要做好教會工作，也要用心關心社區，因為在社區裡有許多不公義的事。從《敲鐘者言》一書中意外的發現，周聯華牧師的一言一行，不只是當時，就算是放到現在的台灣教會和神學教育來說，都是極為難得的提醒和教導。 做時代與社會的敲鐘者 曾聽聞過一個故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共黨在史達林的獨裁下，以各種的手段打壓被他們視為「階級敵人」的東正教會，大肆拆毀、關閉了蘇聯境內的東正教堂。聽聞史達林曾威嚇東正教的神父，每個主日不可以敲教堂的鐘，任何敲鐘的人都要被逮捕。雖然如此，但仍有許多當時教會的忠心神職人員與門徒，不畏權勢與逼迫，前仆後繼的以敲鐘表達他們敬畏神，不懼怕人的立場！ 雖然《敲鐘者言》一書的書名顯然不是從上述的故事而來，而是來自於朱牧師回憶當年香港民主派領袖司徒華的過世時，其葬禮特別以六長四短鐘聲響起作開首（寓意平反六四）。但不論是史達林時期的蘇聯，還是當今中共治下的中國、香港，著實都需要有人勇敢地敲出公義、民主與自由的鐘聲。 對於早已習慣民主，甚至以為自由是無須付代價的台灣教會而言，這本回憶錄或許過於遙遠且陌生。然而若是從教會史的角度來看，《敲鐘者言》一書顯示的卻是在香港這樣一個面臨政治、社會，甚至是信仰危機的社會裡，仍有一群忠心的信徒，以各樣的言論和行動向世人宣告：什麼是教會！這並不是政治與宗教的問題，也不是說只有像朱牧師這些參與抗爭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教會。真正重要的是有這樣的一群人，在他們的鄰舍還沒意識到之前，他們意識到了時代與社會的變化；在他們的社區還沒警覺到之前，他們警覺到了社區即將到來的威脅，於是因為信仰與良知的催逼，他們起來奮力敲鐘，即使頭破血流也要喚醒整個沈睡的社會！ 這本回憶錄對台灣教會來說，不只是提醒我們去關心香港過去一直到現在所遭遇的逼迫與威脅；也不只是要我們去關懷周遭有各樣需要的社區和鄰舍；更重要的是，它在質問我們，質問有幸處在自由、民主體制中的台灣教會：我們是否看見台灣社會沈睡在什麼樣的氛圍中？我們，是否是醒著的？

任何成癮行為，從根本上來說，都可能讓人遠離上帝，因為那讓人將時間注意力與精力全都投注在該項事情上，某種程度上來說，將該項事情當成自己人生的上帝，因而便將真正的上帝擱置一旁、拋諸腦後！

人生可以沒有煩惱嗎？絕對不可能。再者，煩惱不一定是壞事，不但因為有人說，有得煩惱比沒有煩惱好，更因為在煩惱中，我們認識自己（辨識終極關懷和就近關懷）、培養出轉「念」和望德、有勇氣面對（從應手之物到手前之物）和轉車。

八年前，我到中國成都旅行，其中參觀文殊院（佛教寺院），當中竟然有煩惱咨詢室的服務……世間多以障礙生活來定義煩惱，但這不是佛教所講的煩惱，因為在患病、失戀、學業壓力等生活的人可以活出佛性，不受生活障礙困擾……八福也有類似意思，即心靈貧窮、哀慟、為義受逼迫的人可以是有福的……我嘗試從生活日常開始，認識人生煩惱（分別為生而為人、選擇、責任、人際、將來），從中辨識真偽障礙，並有勇氣跨越障礙，不受障礙所綁。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當中，都或多或少要跟自己害怕的事搏鬥，有些別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就是你我過不去的那道關卡……但我知道當我自信心不足的時候，除了自己的孩子，還有上帝在各處默默地幫助我……。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但是主耶穌賜下平安在我們心裡，陪伴我們度過世界上的風浪。外在風浪越大，越是要緊緊抓住主耶穌的應許，長存平安在我們心裡……。